曹轶欧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投身革命事业。她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，与康生结识，两人因共同的理想结为革命伴侣。
1927年，曹轶欧进入中央特科，参与上海地下工作，负责情报传递与组织联络。1933年，她随康生赴苏联学习马列主义，深入研究革命理论与实践。
1937年回国后，她进入中央党校，担任语文教研室主任，协助教学与管理工作。1949年，曹轶欧随康生赴山东，担任分局组织部副部长，参与地方干部培训与组织建设。她在革命早期的表现，展现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坚定信念与实际能力，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力量。
展开剩余83%进入延安时期，曹轶欧的职责逐渐与康生的权力轨迹交织。康生时任中央党校校长，掌控重要政治资源。曹轶欧作为其助手，参与党校的教学与审查工作。她在整风运动中协助康生，参与了部分干部的背景调查与材料整理。
她的工作涉及审查教职工的历史问题，推动了“抢救失足者”运动的实施。这一运动虽旨在纯洁组织，却因康生的激进手段导致多起冤案。曹轶欧在其中负责记录与整理材料，间接参与了相关决策的执行。她的角色从革命先锋逐渐转向权力核心的辅助者，其行为开始受到康生政治倾向的影响，埋下了日后争议的种子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曹轶欧继续在中央党校工作，担任教研室负责人，同时协助康生处理日常事务。康生此时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影响力显著扩大。曹轶欧在党校内部负责课程安排与干部审查，多次参与对教职工的背景核查。她还在山东分局期间，协助康生推动地方干部整顿，确保组织路线的贯彻。
1950年代，她参与了反胡风运动的相关工作，负责整理材料与协助调查。她的工作风格严谨，但过于依赖康生的指示，缺乏独立判断。这使其在执行政策时，未能有效辨别正确与错误的界限，为后来的错误埋下伏笔。
1966年的关键角色1966年，曹轶欧被派往北京大学，担任工作组组长，负责指导运动的开展。她多次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会面，商讨揭发校领导的问题。5月25日，聂元梓等人张贴的大字报，曹轶欧对此表示支持，并协助其修改措辞。
这张大字报随后被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引发全国性影响。曹轶欧在北大期间，频繁组织师生会议，推动揭批活动的深入。她还亲自记录会议内容，整理揭发材料，提交上级审查。她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忠于中央指示，但实际上推动了运动的激进化，为后续的混乱局面增添了助力。
作为“康生办公室”主任，曹轶欧在康生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她负责整理康生的讲话稿、文件与情报，协调其与中央其他部门的沟通。在中央党校，她参与了多起干部审查，协助康生制定整党方案。
一次会议中，她整理了数十名教职工的档案，提交康生作为审查依据，导致部分人被错误定性。她还在康生授意下，参与了对部分干部的调查工作，整理所谓“历史问题”的材料。这些行为虽在当时被视为执行政策，却为日后的冤案制造提供了支持。曹轶欧的工作效率极高，但其对康生的绝对信任，使她在执行任务时未能审慎评估后果。
1960年代，曹轶欧的妹妹苏枚自杀，引发了她的强烈反应。她坚称妹妹之死系“他杀”，要求公安部门彻查。此事导致多名基层干部被调查，甚至受到牵连。曹轶欧在处理此事时，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倾向，多次向公安部门施压，要求严惩相关人员。
公安部门的调查最终未找到他杀证据，但曹轶欧的坚持导致了不必要的组织混乱。这一事件反映了她在权力庇护下的固执态度，也为其日后的争议增添了注脚。
1981年的撤职风波1980年，中央成立专案组，调查康生在延安整风等时期的错误行为。档案显示，康生在整风运动中以“抢救失足者”为名，采用逼供信手段，制造了多起冤案，严重损害了干部队伍的团结。曹轶欧作为其妻子与助手，参与了部分审查工作，整理了大量材料，间接促成了冤案的形成。
1980年11月，中央正式认定康生的错误，决定追责其相关人员。曹轶欧作为康生的主要支持者，被列入清查对象。1981年初，中央撤销了她的职务，取消其高干待遇，并要求她搬离北京西城区的高干楼。
撤职决定下达后，曹轶欧被要求立即搬离住所。她的住所位于高干楼三层，是一套宽敞的公寓，内有她与康生早年的合影与革命书籍。面对撤职决定，她多次向组织提交申诉信，称自己与康生始终遵循中央指示，革命贡献不容否定。
她的申诉未被采纳，中央明确指出，她在协助康生执行错误政策时，未能保持应有的警惕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搬离高干楼时，她仅携带了少量衣物与书籍，生活待遇降为普通居民。
1981年的撤职风波引发了广泛关注。许多曾受康生错误政策影响的干部家属，对曹轶欧的辩解表示不满。他们通过大字报与公开信，表达对康生夫妇的批评。部分家属要求进一步追究曹轶欧的责任，但中央考虑到其年事已高与革命贡献，决定不再追加处罚。
彭真出面协调，平息了高干楼内的风波。曹轶欧的党籍得以保留，但她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。社会舆论对其评价趋于负面，昔日的革命光环被历史清算的阴影所取代。
晚年低调生活撤职后，曹轶欧搬至北京一处普通住宅，生活简朴，鲜少与外界往来。她偶尔与老友通信，试图为康生辩护，称其行为系执行中央政策。1980年代，中央持续平反冤假错案，许多受康生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。曹轶欧对此保持沉默，未公开表达意见。
1989年，她因脉管炎病逝，享年86岁。葬礼简单，仅少数亲友参加。
曹轶欧在1981年的辩白券商配资官网，试图以中央指示为盾，却无法掩盖历史真相。他们的经历提示后人，革命的道路需以清醒的判断与坚定的原则为指引，任何偏离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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